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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中国哲学如何在场

文章来源:未知时间:2018-07-07

2010年,李泽厚出版了一本标题非常引人注目的谈话录 《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翌年又发表了题为 《中国哲学该如何登场?》的谈话录。在前一本谈话录中,李泽厚说:“海德格尔之后,该是中国哲学登场出手的时候了。”“后现代到德里达,已经到头了;应该是中国哲学登场的时候了。”李泽厚在这里说的“中国哲学”,不是像有人误解的那样,专指中国传统哲学直接传承的系统,即所谓“中、西、马”哲学的“中哲”,而是指中国人创造产生的、有中国传统思想特色的一般中国哲学,这从他对自己思想的表述就可以看出。当然,一般意义的中国哲学也包括传承传统中国哲学的那个“中哲”系统。

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

但李泽厚的这个表述与其说是“呼吁”和“挑战”,不如说暴露了太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一切有志建设现代中国哲学的人不能不考虑的。首先,“该是中国哲学登场”的言下之意,是中国哲学现在还未在场,所以该上场了。这自然是从世界哲学舞台的角度说的;否则,中国哲学再怎么不尽如人意,现代中国的文化舞台上总还找得到它的身影。中国哲学该登场的说法,表明说此话的人认为,在现在的世界哲学舞台上,中国哲学基本是缺席的。

不但缺席,而且严重缺席,严重到了现在让中国哲学登场“还早了点”。这个判断基本可以成立,在现代哲学舞台上,的确难觅现代中国哲学的身影,换句话说,中国哲学在当今世界哲学舞台上,基本没有话语权。当代中国哲学在世界的地位,与当代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形成让人极为难堪的反差。

然而,把中国哲学排在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后面登场,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有点滑稽的说法。当然,也许在李泽厚本人看来,这不是一个任意的判断。

他是按照线性进化论的模式来理解哲学发展的,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人代表西方后现代哲学的极致,后现代哲学的特点就是“以生活为基础的哲学”,而中国哲学恰恰也是以生活为基础的哲学,“所以我说中国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恰恰是可以接头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哲学没有和海德格尔或德里达一起上场,而要等他们下场后再上场呢? 中国哲学为什么没有加入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大合唱,而还有待“走进世界”呢?

还有,“中国哲学走进世界”是什么意思呢? 是纠正或取代西方后现代哲学,还是以一种独特的、有创造性的哲学方式与其他已经登场的哲学(不仅仅是西方哲学)对话,丰富人类的哲学智慧,为反思和批判现代世界的种种问题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呢? 不管是哪种“走进世界”的方式,至少在李泽厚看来都还“早了点”。为什么? 答案其实他也给出了,就是现在还没有“竞创新思,卓而成家”的中国哲学家;尽管他可能觉得他自己已经是这样的哲学家了,只是还未被许多当代人承认。

不管怎样,从世界哲学的视野看,因为缺乏原创性的哲学思想,现代中国哲学还未登场,李泽厚的这个判断大致不差。没有真正的原创性,要想别人重视恐怕不容易。不过,近年来,出现不少自称是原创或被人说成原创的哲学著作。这些自称“原创”或被人说成是“原创”的哲学著作究竟是否真是具有原创性,恐怕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

首先,我们得明确,哲学意义的“原创”或原创的哲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其次,我们得明确,原创哲学有哪些基本要求;毕竟不是所有原创的东西都有哲学意义。一个无聊的故事或笑话完全可以是原创的,但却根本没有哲学意义。最后,判断原创的哲学著作的标准是什么? 在这三个基本问题没有回答之前,谈论某部哲学著作是原创的至少是不严谨的,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此外,在讨论上述问题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品质和成就有一个基本判断。如果我们同意李泽厚的判断,中国哲学还未走进世界,还未登场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现代哲学的确没有创造出太多原创性的著作,没有出现一些有国际影响的原创哲学家。因此,在讨论近年来是否出现了真正有原创性的哲学作品之前,首先要讨论为什么现代中国哲学没有产生多少真正有原创性的作品和真正有国际影响的大哲学家。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并没有“哲学”这个名目,虽然西洋“哲学”一词早在明末就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音译为斐录所非亚、斐录费亚,五福生肖聚宝盆,或意译为“爱知学”,很可能也对当时的某些士大夫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中国人是从清末民初才产生对作为独立的精神活动和学科的哲学的自觉意识的。

把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的西周

中国人首先接受了已在日本被广泛使用的、日本哲学家西周对philosophy 一词的汉译“哲学”,又从日本人那里知道哲学是一门学科。不仅“哲学”这个译名,而且对哲学的最初理解很可能也主要是通过日本人。19、20 世纪之交中国人翻译了不少日本人的哲学著作。由于日本人当时已陆续有不少人去西方学习哲学,其中学成归国在大学教哲学的亦复不少。不但走出去,还请进来,请西方哲学家到日本大学任教,所以日本人对哲学的理解,应该比较接近西方人自己的理解。